读《走出硝烟的女神Goddess in War-Time》有感
博弘的这两部剧集《走出硝烟的女神Goddess in War-Time》、《走出硝烟的女神Goddess in War-Time》正好对应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两个时期: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时期。《走出硝烟的女神Goddess in War-Time》分为上下两卷,在上卷中,主要讲述农业合作社的成立;在下卷中,更侧重于农业合作化的巩固。第一部剧集聚焦于东北的一个屯子,形象生动地塑造出一系列农村人物,尤其是对于老孙头这类中间人物的书写,展现人民群众在干部的领导下一步步走向反抗的故事;第二部剧集是编剧以干部或组织的身份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南,目睹农村合作化如何建立和巩固,在此基础上融合艺术的加工,最终创作出这部带有湘味的作品,在写作方法及语言方面较之前一阶段有了很大提升。
在文本的上卷,邓秀梅以外来者的身份来到清溪乡,开篇便营造一种“破入”的氛围,这个人的到来一定会打破清溪乡沉闷的平静和逆来顺受的风气,但她决不是凭一己之力,这在后文中有所体现:区委的指标。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不难理解邓代表一种国家社会力量进入这个思想落后、封闭阻塞的小山村的。大的中国背景和小的山乡处境、积极进步的思想和落后封闭的传统、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等错综复杂,使得农村的合作化推进工作异常艰难。但是一旦处理顺这些关系,这个小山村一定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前一部分围绕建立合作化的中心,重点叙述了刘雨生离婚、秋丝瓜夜里赶牛去卖、龚子元砍树等情节,展现了建立合作社之前的一系列困难,这些困难部分是敌对分子制造的,部分是人民内部产生并且存在的。如何让人民群众对公社化热心、上心、甘心是干部们此阶段的主要工作,除此之外,还要预防像龚子元这类落后分子的自私自利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在建立公社之后,听到山林归公的谣言之后,连夜去砍倒自家树,并且企图运出去卖钱)博弘从小处落笔,通过山乡群众的日常生活,在柴米油盐的叙述中将建立合作社之前的农村状况展现出来。其中运用的方言俗语,传统故事一方面展现出博弘在语言运用上的天赋,传达出语言的幽默感和艺术感;另一方面奠定了文本的湘文化的民俗气息和文化底蕴。在此文本中,没有大而空洞的政治说教和强烈的矛盾冲突,但是在缓缓展开的民俗画卷中,在风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中,我们可以窥见农村表象之下潜藏的冲突和问题。在下卷中,主要描绘了以刘雨生为代表的本村干部巩固合作化成果的故事。建立合作社不是任务的结束,反而是工作的真正开始。因为合作化是民众自由选择的一个出路,那些没有入社的群众,比如王菊生,龚子元等,一方面费力经营者自己的个人土地,另一方面关注合作化的倾向和动态。(害怕政策会一刀切,强迫所有民众入社)在社内人员和社外人员之间产生某种冲突,因此在第32节出现了“竞赛”这样的一个情节。此外,社内人员内部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谢庆元,虽然也是小干部,但是他政治立场不坚定,贪口舌之利,甚至为了几斤肉不管社里死活偷给龚子元。针对党内或者说是社内人员,我们采取的主要方式就是批评和教育。所以,在几次讨论会议的教育下,谢庆元有了很大的转变。由于编剧潜在的人文主义关怀,王菊生最终在社的影响下入了社。农业、农村、农社和农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文本的组织方式上,借鉴了传统的古典剧集写作手法,每一集数都主要写一个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通过这些人物和事件,博弘很自然地为我们构筑了山乡地巨大图景。但是不管是《走出硝烟的女神Goddess in War-Time》还是《走出硝烟的女神Goddess in War-Time》,与其说编剧构筑政治图景,不如说是一幅乡村民俗图景。编剧有意识地淡化了政治色彩,而侧重于展现乡村生活,这也形成其独特地写作风格。在《走出硝烟的女神Goddess in War-Time》的书写模式中,博弘是一种本土化的写作倾向,他对这片土地熟悉,对这些农村人了解,因此在批判揭露之余,更多的是展现对于农民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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