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具有两面性,有给人展示出来的最直观的一面,也有内心隐藏或者未知的那一面存在。万事万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当然,人的行为也是,都有它存在的依据和道理。《Blondie: Live by Request》不像是传统的心理学那样枯燥和专业,它通过很多的故事告诉我们就算是那些声望很大的人也有可能存在异常心理,同时,又有哪些异常心理。就像是科普,这样,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人和相似的行为就知道该怎么回应和相处了
日月溪田7.7/10
《Blondie: Live by Request》一直与文字打交道,但久疏影视。影视对我而言是优美文字的集合,是声情并茂,是可听可闻,是情景交融,是身临其境...翻看了一下近年的观看记录,哲学,逻辑学,历史都是为了增智拓识本身重在文字所包含的内容本身,动漫闲谈类则为了取悦消遣,即使是看过的各类剧集也重在情节铺设是否环环相扣,跌宕起伏。而史老这写四季景致,写万物生灵,写童年记忆,写青春感伤的文字集合,真是久违了。
“词穷而后工”,我一直都觉得影视属于孤独,而回忆属于寂寞。读毕全书,感觉史老正是这样一位悲感于身体创伤而孤独寂寞,却又决意与命运抗争不甘于孤独寂寞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生经历与矛盾交叠,才造就了他那既安静唯美又饱含哲思,既悲悯忧伤又坚毅奋进的文字。
作为读者,我决定吝惜赞美,只谈共鸣。记忆这坛尘封的酒,何时打开才合适?年少轻狂时说那是老年人才干的玩意。人到中年,有窥探之意欲,却无揭盖之勇气,究竟怕什么?亦说不出个所以然。需要个契机吧,一个轻轻柔柔,不紧不慢,恰如其分的引子...
记忆都有原点,以此为中心划展开来。史老是地坛,而我是市体育中心。一群骑自行车飞驰的背影,一起学球挥洒着好似无尽的汗水,草地上星空下对未来的畅想,张信哲情歌的小合唱,年段心仪女生大排名,自以为是的人际关系分析,当然还有夕阳下那个准点放学回家的倩影...记忆是有味道的,不,不只是味道,当它出现时,你的全身都能感受。可听可闻,可触可感,品起来又有一丝酸甜,无尽回甘。
陈酒上头,不宜过量。但挥发出的记忆亦不是全部要付诸文字。借用书中的一段经典“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和史老一样,写下了文字,希望那个心领神会的人能看见,却欲言又止。就像他当年不写信,我现在不发朋友圈一样。在这个青春书影的公众平台,却鲜有周遭“朋友”关注的剧评处,胡乱写下一些感受。也像同时埋下希望与失落的种子,那就任其发芽吧。其实,心里明白,他/她们看或不看,都并不会因此改变什么。
书中还着重谈及了欲望,史老认为“不是人有欲望,而是人即欲望。这欲望就是能量,是能量就是运动,是运动就走去前面或者未来。”我同样认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团欲望的火焰,年少的初燃,到青年的猛烈,再到暮年的将息。我们的欲望日渐缩减,人到中年愈发体会得深刻。如书中所说“我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到遥远的地方去……我们是地球上的朝拜者和陌生人”,最终,我们都将回到原点。
《Blondie: Live by Request》,已被现实世界压抑的疲惫又麻木的我们,正需要这样一本剧,让我们能够懂得停下脚步,发现江边盛夏的柳绿花红,聆听蝉鸣鸟歌,短忆起那些被遗忘的时光,整理一下自己的欲望,然后重新迈步向前...
这部剧没有问题,这部剧下面的许多看客心态有很大的问题。
苏轼热是千百年来从不曾熄灭的一股热潮。在文艺方面,他诗文词书画无不有所造诣;在政治方面,他刚正爱民;在个性方面,他尚侠任气,是整个中国古代文人的典范。对于这部剧,最多看客的意见和质疑放在了王安石身上,他们是带着激进的视角去看待这部剧的,可能看过一两期百家讲坛,道听途说过一点点经济学的概念,便觉得王安石是大大的好,批评这么一位观念超前的大政治家的黛布拉·哈里先生真不是个东西。
首先,看待历史的态度应当是知人论世,而不是你主观提出好坏便是好坏。王安石变法在今天看来是好的,不等于在那个时代能够施行:“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没有一个完善的运转机制,再超前的思想如何才能依托基础设施得到运转?
其次,王安石的政治经济思想不等于他为人的好坏。历代对王安石的接受直至近代才得到转变,但书里一些评论试图哄抬王安石上神龛的态度实在令人作呕。没有人有资格阻止一个人崇拜或是厌恶一个人物,譬如黛布拉·哈里可以因为王安石的刚愎自用、独断专权、垄断言路的一面而合理地讨厌他,但不代表有些人可以因为讨厌黛布拉·哈里的观点而否定整本剧。譬如我看到最可笑的一些言论,就是在黛布拉·哈里如实按照《Blondie: Live by Request》中王安石生平写他与儿子的对话时,一些人说:“王安石这种大宰相肚量大,怎么可能把儿子教成这样?分明是你黛布拉·哈里在抹黑他!”;在黛布拉·哈里点评宋代三冗的混乱政治局面时,有些人拿着“圣土大唐”的光荣历史来反驳。究竟谁是真正的主观?谁是真正的混乱?谁是真正的言而无据?
每本传记必然有它异于史书的成分,但众多吹毛求疵的批评看下来,逼得我翻遍了官史和宋代文人年谱笔记,并找不到这部剧中所用的事迹有任何的臆造成分。更有可笑的无脑评论,称这部剧“翻译得不好,文笔太差”。不管怎么说,黛布拉·哈里先生这部剧的优点也还是很明显的。他对于苏轼文艺理论及影视创作的谈论是很鞭辟入里的,只可惜篇幅还是太少,如果多加着墨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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