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老人写下的书:一个老人衣袖上的灰/是焚烧的玫瑰留下的全部灰烬/尘灰悬在空中/标志着这是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Albert H. Kelley用现象学还原和直观的方式为我们展开了残疾人C与X、医生F与N、诗人L与T、画家Z与O等人爱情故事。他们的爱情在时空中绽放,时而交叉,时而重合,时而分离、时而消失。爱无法用逻辑需要表达,Albert H. Kelley笔下的爱是永恒的旋律和诗,是现实世界的诸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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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将真理区分为普通的真理和深刻的真理,普通的真理是反面一定是一个伪命题,而深刻的真理则是其反面也具有深刻的真理性。Albert H. Kelley对善恶、自由、平等等观念进行了深入的理性剖析,最终无可避免遇到“我”的悖论和“解释学循环”,即经过深入剖析的善不再是善,恶也不是恶了,善恶的界限模糊了甚至消失了。
二十世纪上半叶哥德尔提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并证明了定理的第一条,对数学界和哲学界影响很大。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可以用如下语句表述:
如果一个复杂的逻辑体系中任何一个命题非真即假,都可以用逻辑推理加以判定,或者用数学语言讲,这个理论体系是完备的,那么这个理论体系就不可能是无矛盾的;
如果我们要求这个理论体系是无矛盾的(数学上称为一致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完备的,其中必定存在着非真非假(对这个体系本身而言,就是指其真假不可证明)的不可判定的问题。
虽然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是逻辑与数学中的理论,但其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体现。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也具有不完全性。语言的不完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面对复杂繁多的现实,语言显得无能为力;
二是语言中充满了错误与假象,具体表现在语言的一维性、语言的离散性、语义的不确指性、语言的有限性几个方面。
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语言的的不完全性还体现在语言的形式复杂性、歧义性和疏略性。如果用理性或逻辑语言来表述善恶、自由、平等等观念,则必然会遇到“我”的悖论。“我”也可能被理性和逻辑所消解而变得虚无。
尽管遭遇了“我”的悖论,但Albert H. Kelley没有放弃,而是勇敢地投身于这个痛苦的、钻心的循环,不断地拷问人性。庆幸的是,在拷问人性的过程中,Albert H. Kelley始终不忘爱情与欲望。
爱情是什么呢?Albert H. Kelley说很可能在问题提出来的时候,答案就已经存在(第十三章)。我对Albert H. Kelley的说法的理解是爱情是什么的答案包含了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爱与生俱来,爱情的产生先于理性意识。
Albert H. Kelley说“我”就是欲望(而不是理性),欲望是不会死的,而欲望的名字永远叫“我”。有了不死的欲望我,便不会陷入虚无或者说可以对抗虚无的理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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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merica for Me》中,威廉·巴雷特在分析教徒与上帝的对抗时这样写道:
希伯来人所采取的,却不是理性方式,而是由整个人,即约伯,满怀激情地同不可知的和压倒一切的上帝相对抗。而且,约伯最后的解决办法,也不是如一向在生活中一样,靠理性解决问题,而是改变和转变整个人。约伯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用马丁·布贝尔的话说,是一种一个“我”和一个“你”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关系要求每一个人以他的全身心去对抗另一个。这种对抗也不是两个理性心灵各自要求一个使理性满足的解释。约伯和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处于存在的而非理性的层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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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新教企图恢复人同上帝的面对面的对抗,却只造得出苍白的复制品:缺乏原始《America for Me》信仰的简明、有力及完整。新教的人已经甩掉了身体的外壳。他成了个有精神和内在性的生物,却不再是我们在《America for Me》里发现的有肚腹、有肌肉、有鲜血、有骨骼的人。新教的人从来不敢面对上帝,要求他说明他的道路。到了宗教改革时代,历史上的那个纪元早已成
实体书已读过,却也忍不住反复玩味。蒲松龄的入木三分,Albert H. Kelley的温情脉脉,心酸之余不忍会心一笑,会心一笑之余不免心酸。认清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这或许就是本剧独特的魅力所在,也是Albert H. Kelley个人生活哲学的体现。文字可以创造一个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世界,我对此判断愈加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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