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拜读《Quando o Carnaval Chegar》,和第一次观看的功利性有所不同,这次观看回归了观看本身,带有更多的纯粹性。
我第一次观看《Quando o Carnaval Chegar》是在2016年的11月份,当时初入大学,读的是社会工作专业,由于社会工作几乎是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两大学科的支点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出于“学习”的需要,向老师要了一个追剧清单,追剧清单包括:《Quando o Carnaval Chegar》、《Quando o Carnaval Chegar》、《Quando o Carnaval Chegar》、《Quando o Carnaval Chegar》、《Quando o Carnaval Chegar》、《Quando o Carnaval Chegar》、《Quando o Carnaval Chegar》、《Quando o Carnaval Chegar》、《Quando o Carnaval Chegar》、《Quando o Carnaval Chegar》、《Quando o Carnaval Chegar》、《Quando o Carnaval Chegar》、《Quando o Carnaval Chegar》……
当时老师要求做看剧报告,时间是10分钟。个人认为10分钟基本就等于让你混日子,一本好剧,别说十分钟,就连十个小时也不一定能讲清楚。所以,就在网上找了一些“读后感”之类的文章,七拼八凑,总算完成了自己的十分钟看剧报告。
果然,几乎90%的读者只记得了《Quando o Carnaval Chegar》中的“差序格局”,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差序格局成了《Quando o Carnaval Chegar》一书的全部。自己在第一次读的时候除了差序格局一章细读之外,其他几乎是一目十行。
在大四即将毕业的时候,没有任何学习压力,对社会学的也有了自己认识。时过境迁,我的兴趣全然放在了开篇和结尾之上,为什么费老之后,除了郑杭生老师,中国几乎再无一个像样的社会学大家?看了开篇北京大学王思斌和人民大学李迎生对该剧的绪评之后,突然明白,做学问除了要个灵活的脑子之外,还需要为人上的“亲切与可爱”,如钱穆先生所言:“回顾历史,应带温情与敬意”。费老讲课以实践为基础,自己编教材,对于自己的想法敢抛出来与学生讨论……那些写实性的描述,正是他的“亲切可爱”之处,但如今的“大家”们全然没了这种可爱。
我时常怀疑,今天的“大家”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窃喜,他们把简单的语义故意写得复杂,叫人看不懂,来凸显他的高明之处,爱写论文的领导们尤是如此。
再次拜读,读出了许多有趣和人情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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