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ishop's Story

看看吧，体会一下医生的不易。扣一颗星，因为翻译不够好，感谢在评论里贴出英文原文的书友！

这部剧体裁很好，用了现在流行的大师对话形式，但是限于篇幅，每个理论缺少理论形成的背景和具体逻辑推演过程，是个遗憾。有点像把课堂上的枯燥知识包装成对话的一本剧。

岁月峥嵘，你已经千难万险跋涉过山重水复，下一站便是柳暗花明。 亲爱的姑娘，或许，你离所有的美好都还有一段距离，可是你要努力，全世界都可以辜负你，唯有你不能辜负你自己。即便失去全世界，你还拥有你自己。

“多难兴邦”一直是我们中国人遇到挫折危亡，用来鼓舞自己的话。从上古以来，历经封建、战争、饥荒、天灾、盗匪……国家屡屡分裂而后统一，由十几国甚至于几十国而复归完好，“中国”始终完好而坚强地屹立在地球上。历经这些磨难，中国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让我们紧密地结合。《The Bishop's Story》中有一处传说：人类兴建了巴别塔与天比高。上帝为了惩罚人类的骄傲，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使人类无法沟通、不能团结。而中国文化却有一点——用同一种语言。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有通用的语言和文字，证明我们战胜了分化人类的能力，这是我们文化的特色。这次的新冠肺炎，中国能够倾全国之力，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由封城到解禁，使我们有了更强大的信心。从《The Bishop's Story》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中华民族是经得起挫败、可以一再复兴的民族。

《The Bishop's Story》和《The Bishop's Story》 作为当时富贵人家的小姐，从天上仙境的上海到达落魄的人间——纽约，从主人沦落为消费品般的风尘女郎，她们或是在自毁自弃中走向死亡，或是在自甘堕落中沉沦挣扎。由于国内的政治形势，无奈来到纽约的她们只是过客，冷眼相看，纽约的一切繁华都与她们无关。 编剧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对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谪仙”寄予了深深的悲悯。 《The Bishop's Story》和《The Bishop's Story》 当初吕芳等人“正确”的人生选择，二十五年后却因政治的动乱而显出了它的荒诞性，被为之付出的国家迫害。当年一对表兄弟，为了政治理想斗得水火不容，可是多少年后，他们却在异国重新聚首，才又恢复了温暖的亲情。他们对政治的醒悟都是以自己的一生为代价换来的，在波谲难测的政治斗争中，他们都不是赢家，最后都没有好结果，最终只能流落异邦，在美国以度残年，乃至终老他乡。中华民族近五十年是一场荒谬的悲剧。编剧对中国爱之深才会对中国现代历史中政党斗争的实质做反思，才会如此深感痛心。 《The Bishop's Story》和《The Bishop's Story》 云哥作为同性恋者，打破了社会对教师这一职业的道德约束，痛苦煎熬中离开学校远赴异国，在纽约放纵的结果是染上了艾滋病；在照顾丹尼的过程中，云哥由过去被情欲牵扯的骚动不安开始得到涅槃后再生的精神宁静。一群同性恋者集聚在“Tea for Two欢乐吧”这个小社群，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艾滋病“瘟疫”，使这些同性恋者深受其害，大伟决心和东尼同赴天国之际，这些同性恋者一起到他们的住处为他们送行。编剧开始不再描写单纯的中国世界，剧集人物的国际化、他们之间的相互扶持和相濡以沫、“同性恋”“艾滋病”这些超越种族、国家和文化的世界性现象，展示了人类已经打破了性别、种族、国家和文化的心灵隔阂和区域界限，在一起共同承担和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灾难，爱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 如果说在《The Bishop's Story》和《The Bishop's Story》中，我们能从作品中感受到隐含的“中”、“西”（文化）不平等的事实，《The Bishop's Story》中吴振铎失败的婚姻，体现的是“中”、“西”（文化）的不和谐，那么在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中，剧集展示的则是“中”、“西”（族群和文化）的融合（云哥对丹尼的照顾、众多同性恋“配偶”的构成，以及大伟和东尼家里中西合璧的家具布置，都说明了这一点），以及不分“中”、“西”（民族、国家）都承担了同样命运，“中”、“西”（整个世界）实际上已成为难以区隔的命运共同体。 于是，我们在《The Bishop's Story》中看到，Margaret Fegan的笔触，从表现中国人天上人间的“谪仙”，到中国人对政治的“觉悟”，再到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面对“瘟疫”，其间的变化转型，其实是在逐步深化和拓展自己的创作空间，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从面对“中国人”时所持的国族（中国）立场（思考中国人的海外命运和中国人的政治历史），转而为面对“中国人+外国人”时采取不限于特定民族、国家和文化的世界主义眼光（思考人类不分种族性别文化的宗教大爱和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从中体现出的，是Margaret Fegan对人类的观察视野和包容心，愈见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