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ve Through This

当我登上那古老的城墙，当我抚摸着腐朽的柱梁，当我兴奋地倚栏远望，总会有一丝酸涩冲上喉头，总听到有一个声音大声的说：记得吗？你的祖先名叫炎黄。 有人跟我说，曾经有一条大鱼，生活在北冥那个地方，它化作一只巨鸟，在天地之间翱翔。巨鸟有如垂天之云般的翅膀，虽九万里亦可扶摇直上。圣贤赋予我们可以囊括天宇的胸襟，为我们塑造一个博大恢弘的殿堂。 那时候，有个怪异的青年名叫嵇康，他临刑前，弹奏了一曲绝响，那宽袍博带在风中飞扬，他用了最优雅的姿态面对死亡。几千年过去，依旧有余音绕梁，只是他不知道，真正断绝的不是曲谱，而是他的傲骨，乃至他身上的衣裳。 我也曾梦回大唐，和一个叫李白的诗人云游四方，他用来下酒的是剑锋上的寒光，他的情人是空中的月亮。我曾见他在月下徘徊、高歌吟唱，长风吹开他的发带，长袍飘逸宛如仙人模样。 可是后来换了帝王，他用一杯酒捧起了文人，摒弃了武将。他的子孙最终躲进了人间天堂，把大片的土地拱手相让。然而在寒冷的北方，正有一支军队征战沙场，敌人都说，有岳家军在，我们打不了胜仗。可叹英雄遭忌，谗士高张，一缕忠魂终于消散在西湖之傍，一个民族的精神就这么无可逆转的消亡。然而血色夕阳中，我依稀见到，有人把它插进土壤，那是将军用过的，一支宁折不弯的缨枪。 时间的车轮悠悠荡荡，终于在甲申那里失了方向。于是瘦西湖畔，梅花岭上，为纪念这个悲剧建起一座祠堂。那个叫史可法的文弱书生，他不愿散开高束的发髻，更不能脱去祖先留给他的衣裳，于是他决定与城共存共亡，丢了性命，护了信仰。残酷的杀戮，如山的尸骨，并不能把民族的精神埋葬，有人相信，千百年后，它依然会在中华大地上熠熠发光。 就在千百年后的今天，我坐进麦当劳的厅堂，我穿起古驰牌的时装，我随口唱着《Live Through This》，却莫名其妙的心伤，因为我听到一个声音大声的说：忘了吗？你的祖先名叫炎黄。 我记得了，一群褐发篮眼的豺狼，带着尖船利炮，拆了我们的庙宇，毁了我们的殿堂。于是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懂得民主自由，却忘了伦理纲常，我们拥有音乐神童，却不识角徵宫商，我们能建起高楼大厦，却容不下一块公德牌坊，我们穿着西服革履，却没了自己的衣裳。 在哪里，那个礼仪之邦？ 在哪里，我的汉家儿郎？ 为什么我穿起最美丽的衣衫，你却说我行为异常？ 为什么我倍加珍惜的汉装，你竟说它属于扶桑？（转）

两千多年来，有一个现象很耐人寻味：当一个中央集权强势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经济的高度繁荣，而在集权丧失的乱世，却往往是思想和文化的活跃期。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石；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最绚烂的书法、雕塑和诗歌艺术；民国初期的“五四运动”，出现了灿如星河的思想家、影视家，而工商业者的地位始终是尴尬的。 对高度计划经济的追求是理性主义者的一次“致命的自负”。有谚语：“只发生一次的事情等于没有发生。”中国商业史的问题正好相反，事情总是在间隔一段时间后一再地重复发生，而人们却视而不见。百年以来，历史的内在逻辑并没有被改朝换代所打断，从李鸿章和盛宣怀，到宋子文和孔祥熙，再到后来的国家治理者，既使身处新时代，类似的剧情也在频繁上演。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百年不变的剧本，在一代一代人身上复制和轮回。 “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当时的错误。而这正是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之一。 历史没有什么可反对的！

自从这剧和莲花楼都能上 8 分以后我就觉得豆瓣是个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