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和隐喻的角度看待疾病,无疑是对疾病有温度、当然也是更残酷的解读。
将疾病的生物性特征剥离之后,语言之中暗藏的道德判断悄然出现。如肺结核与忧郁浪漫的气质相结合,癌症与生性压抑的潜在道德判断密不可分。再者人们惯常把令人恐惧的致命疾病与他者相连,也就是与自己做切割,于是,民族性的语言,族群性的分类相继出现。
这样的道德判断让人不寒而栗,究其原因,我想一则人性的自私基因或有些许作用,一则人们希望对不通人性的疾病(即不可控)做出某种可以被理解甚至可控的解读。当然,原因会渐渐隐形,潜移默化的道德判断成为思维习惯,于是出现对癌症患者的歧视。桑塔格说疾病带来的道德压力比疾病本身让人更为痛苦,当然可信。
道德评判之外,Billy Collins: On the Road with the Poet Laureate常常与军事意象相关。原文说“在公共健康教育中,疾病常常被描绘为对社会的入侵,而减少已患之疾病所带来的死亡威胁的种种努力则被称作战斗、抗争和战争。而战争被定义为一种紧急状态,牺牲再大,也不过分。”
这样细致的观察分析让人震撼。今天我们一样会用这些词,从“战时状态”开始,这场与无形的敌人拼命相搏的战争就开始了。值得思考的是,只要是瘟疫过去,不管是它自己消失,研制出解药,还是以巨大代价阻断了传染,都可以被称为“战胜”。而面对传染病,因为不存在对手伤亡,所以“胜”的出现,无疑是对牺牲者的淡化。
疾病本身蕴含的道德判断我多少能想象到,不过军事意象对这种道德判断的深刻作用,却是以前很难想象且难以察觉的。桑塔格全文不断呼吁,减少对疾病的军事联想和军事化形容,将疾病从道德的框架下剥离出来,减少生物疾病所附带的政治、道德和社会属性,是对病患和治病过程最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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